--译者注 [2]Jura novit curia是指法官知法，即法官应当知晓适宜适用于案件的法律条文并加以适用。
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在法律上体现为立法对人格尊严、人格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尊重与保障。人格诸要素的可支配性使其‘外在化观念进一步形成，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格诸要素与人自身的分离，从而成为人格权的客体。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大陆有关人格权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缺乏深入研究人格权基础理论的学术准备。该篇写到：身份减等指原来身份的变更，有三种方式：身份大减等，较小的亦称身份中减等，和身份小减等。通过观察，笔者发现，人身可以在两种语境中予以使用，一为权利主体，二为权利客体{4}。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对民法学所担心的问题给出了较为彻底的解决方案，从而走出人格权的利益隶属性可能导致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无处安放的道德困境。现代社会，人们的利益要求不断膨胀，如何在保障人格权不受侵害的同时，避免日益扩张的人格权成为他人私域以及社会公益的雷区，乃是当代人格权理论研究无法回避并亟待解决的矛盾。
二、从人格到人格权：权利化的道德困境 如前所述，人格权利化的前提是人格的具体化与利益化。在二元人格权理论视角下，我们对人格权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即人格权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的统一。前者为卢梭氏之所主张，谓‘人生而自由者也，及相约而为国，则牺牲其自由之一部。
仅仅只是心里的想法或者犯罪意图，即使由于其后的忏悔或者其它意外情况，这些想法或意图被别人知道了，也不能由人类的法律来对其进行惩罚。到60、70年代的丁韪良、傅兰雅，到80年代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44]《代议然否论》，载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9页，第94页。服从法律但仅仅是服从法律。
[30]《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21] 梁启超在《论立法权》一文中也指出：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 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留学生发挥重要作用，有着诸多的必然性。这些时论，经王韬整理，于1883年首次出版，取名《园文录外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社会法理学论略》，滂恩德著，陆鼎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此外则由各文武自立例款，以约束其民，但不得以部例犯国例。
[13]魏源：《海国图志》英吉利国总记，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在该时期，一批启 蒙思想家也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活动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浪潮。梁氏并且指出了三权分立的实质在于确保人民的自由：又孟德斯鸠以为三大权必须分立，不相统摄。[4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明律目笺一》，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0页。
……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
[48]因此，在中国近代，传教士人数比较多，活动时间又比较长。由于高一涵在此文的另一处专门讲了国家是人民所创造的，人民是最终的主人，故这里的国家所定自由，实际上也就是法律规定的自由。
……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参阅何勤华：《外国人与中国近代法学》，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4期。他们或者帮助中国政府立法，或者在中国从事法律教育，或者在中国著书立说。第四，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那么在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业已届满的时候，这种权力就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并由他们自己继续行使立法权，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或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新人。
权力不仅仅来源于国内法，而且也来源于自然法。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1907年1月，留日学生又创办了《法政交通社杂志》，该刊总部设在东京，在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27个口岸设有派售处。
由社会公约而得出的第一条法律，也是唯一真正根本的法律，就是每个人在一切事物上都应该以全体的最大幸福为依归。（一）法律是公意的体现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在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
[36]《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但是，囿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上的闭锁，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集权，以及文化上的纲常礼教的严重束缚，上述西方的法学观念在实践中的实行程度，则并不令人满意，即中国在西方法学观的指导下的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带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如丁韪良在中国度过60余年，林乐知生活47年，李提摩太生活45年，傅兰雅生活35年。[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26]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不仅有19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黄遵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大力鼓吹，也有以沈家本、伍廷芳等为代表的法治改革派的竭诚倡导，并被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裁定奕匡等核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和由大理院呈奏的《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以及1910年颁行全国的《法院编制法》之中。
从30年代起，国人自行编著和撰写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作品日益增多。不仅有军阀政客的横加干涉，而且有国民党党部大员的背后控制，甚至有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捣乱破坏。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 982年版，第48页，第132页，第43页。1862年开始的北京同文馆的万国公法教育，使得近代西方的权利观念、主权观念、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等传入了中国。
而这些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大量带入了西方的法律知识和法学观，为西方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努力。而徐继(1795—1873)的《瀛寰志略》(1848年)，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包括法学界也有启蒙意义。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21]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279页。
从19世纪初叶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30年代的郭守腊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到40年代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勿能保于天则为弃，疾视而侵之于天则为背，全顺者受其福，而背弃者集其殃。
[50]但是，司法独立在中国近代实际生活中的运行，却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43]要治理好国家，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途……夫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
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持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每个个体的保全都有助于促成整个社会的福利。不尊重他人之言论自由权，则一己之言论自由权已失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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